汉朝

汉朝文化又称两汉文化，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，受到了东西方的现代文明人士崇拜和羡慕。它的形成基础则是以华夏文化为核心，从西部到中原，在汲取了华夏八方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。
汉朝文化主要内容及其基本要旨大致为：“无为而治”奠定了汉王朝的立国之本；“独尊儒术”造就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；“龙凤文化”成为汉民族的精神象征。汉朝的齐鲁文化、中原文化、关中文化、北方文化、巴蜀文化、吴越文化、岭南文化等代表着地方文化的区域特色。 [1]

历史年代

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短暂的秦朝之后出现的强盛朝代，分为“西汉”（公元前202年—公元9年）与“东汉”（公元25年—公元220年）两个历史时期，后世史学家亦称两汉。 [2]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，建都长安；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，建都洛阳。其间曾有王莽代汉自立的短暂新朝（公元9年－公元23年）。另外，部分学者亦将蜀汉列入汉朝的延续而将其归入汉朝的一部分，认为蜀汉作为地方割据政权延续汉室，如此汉朝灭亡则是在263年，但大部分说法均将由蜀汉昭烈帝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归入三国史中。

地域划分

荆楚文化
荆楚文化是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最基础的文化类型之一。它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，是当时刘邦诞育地区的本土文化。丰邑原为宋国属地，后曾在此设都（故丰县有“汉高故里，古宋遗风”之称）。 [3]
齐鲁文化
齐鲁文化即儒学文化。其地域是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。这一地区主要从事于农业和蚕丝织业，并因临海而富于鱼盐之利，故而形成了这一地域的文化和习俗特征。“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，好议论，地重，难动摇，怯于众斗，勇于持刺，故乡人者，大国之风也”；“而邹鲁滨洙泗，犹有周公遗风，俗好儒，备于礼，故其民龊龊”。 [3]
对刘邦而言，荆楚文化、齐鲁文化都是烂熟于心的，推崇与否都是因时势而定的，表面上的好恶并不代表着文化层次的厚薄。确切地说，汉文化的很大成份来源于齐鲁文化，即儒学文化。 [3]
中原文化
中原文化即华夏文化。这种文化主要产生于黄河的中游地区，在这一地区有着突出的较文明的农耕文化，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，这一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均较为发达，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摇篮。 [3]
关中文化
关中文化即三秦文化。这种文化观念产生和形成于黄河上游以及渭水流域，这里膏壤千里，以田为上好稼穑，多大贾，农耕文化形成较早。 [3]
北方文化
北方文化亦即燕赵文化。这种文化观念主要产生于北部的海河流域，包括春秋时期的赵国、中山国、燕国以及以北的地区。这一区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相同之处。 [3]
其他文化
除了上述五种文化主体之外，还有巴蜀文化、吴越文化、岭南越族亚文化等，都曾对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的影响。同时更多的则是受后来汉文化的影响，形成了中国全国一统的“大一统汉文化”。汉朝建立前，中国广大地区所存在的文化差异，极大地限制了区域交流和各项事业的发展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在李斯等人的倡导下，虽然对战国时期“田畴异亩，车途异轨，律令异法，衣冠异制，言语异声，文字异形”的文化现状进行了改革，但这项工作并非像战争那样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够改变，而是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潜移默化才能够使八方文化融为一体，诸子百家互相渗透，最终凝聚成――汉文化。汉字、汉语、汉文化又影响八方，对中华民族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千年不衰的深远影响。

类别划分

思想
传承变化
汉朝初建，承袭秦法，当时的学术思想界，却恢复了春秋战国时代，各家并立的状态，因为秦朝灭亡后，学术思想的研究障碍已解除，虽然秦朝的“挟书律”及“妖言令”到惠帝、吕后时才废除，但实际上未废除前，政府对学术思想的研究，是不太过问的。战国时代的儒、法、道、阴阳、纵横五家，在汉朝初期依然活跃，但在中期以后，由于政府的提倡，学术界变成以研究经学为主 [4]。
汉代的治国思想。汉代在立国时用法家之法 [5]，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 [6]，文景时期，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，不仅强调无为，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，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，又坚持约法省简，务在安民 [7]。 而从汉武帝之后，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，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，其中心是“德主刑辅”，即先用德礼教化，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。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，成为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。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。汉宣帝曾有名言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。” [8]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。
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 [10]，通过汉代学者的记录得以重现，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，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。汉初的经书，全由私人传授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后，经学成为学术主流，经学家也愈分愈多。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有所不同，经学也被分为不同流派 [10]。宣帝时期，在太学中立学官的，《易》有三家，《书》有三家，《诗》有三家，《礼》有一家，《春秋》有两家，共十二博士。东汉初年，增加到十四博士。学者都尊崇其师以及学说，世代不替，因此学派的区分，日益严格 [10]。
两汉的儒家，虽然尊崇孔子，不过也受到阴阳学家的影响，因此他们的学说，开始出现宗教的迷信色彩。例如京房易专重卜筮，大小夏侯尚书喜论五行之说。武帝时，董仲舒治公羊，著春秋繁露一书，其中也有不少离奇的话，此外他也提出“天人感应” [11]，敦促君主施行仁政。成帝时的刘向，治谷梁，也多次以祸福附会其说。总之，这些学者认为天降的祥瑞或灾祸，全是受到人事的影响，尤其是君王的贤愚勤怠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[10]，由于武帝以来，君王的权力已经大为提高，唯一还有所顾忌的便是天灾异变，当时学者常使用这种论调来批评当时朝政 [10]。
西汉末年，儒学附会阴阳学说后，天象人事的比附，演变为“谶讳之学”的出现，内容更为奇特 [10]。谶纬大都出于当时人之手，而伪托为古人的著作。这种神话思想的风行，使得儒学的人文精神和实践精神遭到败坏 [12]，也造成王莽篡位的理论基础，光武帝同样因为图谶，最终建立东汉王朝 [10]，统一天下后，由于他特别笃信谶纬，在处理政务遇到纷争，犹疑不定时，常常借重谶纬来帮助决策。又在建武中元元年（56年），又曾经正式“宣布图谶于天下”，进一步确定图谶作为法定经的地位。谶纬神学的尊严得到政治权力的庇护。造成当时“儒者争学图纬，兼复附以妖言”。因此谶纬的地位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经书。后来曹魏代汉，也造作谶言“代赤者，魏公子”，“鬼在山，禾女连，王天下”。利用民间谶纬迷信，以实现政权的更替 [12]。
西汉晚期，刘歆发起研讨古本经籍的运动，他根据汉代陆续发现的古文经书，如春秋左氏传、古文尚书、逸礼等，另立解说，此外他也将毛诗也列为古文，与今文家相抗衡，引起“今古文之争”，他不但提倡研究古文经书，更主张设置上述四经博士，不过为当时今文家所反对，立学官的事，终告失败。不过民间研究古文之风大盛，学者辈，明帝时的贾逵，桓帝时的马融，都以治古文名家，到东汉晚期，古文经学走向发达，今文经学日益衰微。古文学最大的贡献，是把经学从今文家的荒诞迷信的经说，引导考据训诂之途 [10]。
龙凤文化
“龙凤文化”成为汉民族的精神象征。是继承和发展了夏商文化的一个部分，是炎黄先祖所尊崇的图腾。夏朝、商朝之后，龙凤的形象在华夏民族的心理上越来越伟岸丰彩，诗词歌赋、器皿饰物无不体现出龙凤呈祥的吉瑞之象。时至今日，虽没有人再将自己封为“真龙天子”，但“龙的精神”，即那种叱咤风云、驾驭自然的神伟形象，依然活动在每个人的心中，鼓舞着人们奋发向上，拼搏进取。 [3]

文学

著作
两汉崇文，大一统的鼎盛帝国，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。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——辞赋便应运而生。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，是一代文学的标志。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《赋篇》，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。汉初贾谊、淮南小山的赋，尚未脱楚辞形迹，被称为骚体赋；枚乘的《七发》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；至汉武帝时代，献赋诵赋风气大盛，产生了一大批赋家。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，极写帝王苑囿之盛、田猎之乐，稍后的扬雄，有《甘泉》《羽猎》诸赋。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：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。到了东汉，班固的《东都赋》《西都赋》，张衡的《东京赋》《西京赋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。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，帝国强势不再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、来刺时世。张衡的《归田赋》，赵壹的《刺世疾邪赋》，蔡邕的《述行赋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。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，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 [14]
诗歌
中国西汉初至东汉末大约400年间的诗歌创作，包括文人创作和民间歌谣，以两汉乐府和东汉末年的文人五言诗成就最高。汉代诗歌是在《诗经》《楚辞》和秦、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、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“古诗”、从四言体到五言体、从骚体到七言体、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。汉武帝时期，正式建立乐府官署，由精通音乐的李延年充任协律都尉，负责制定乐谱和训练乐员，同时大规模地搜集民歌配乐演唱。乐府官署的设置，使汉代民歌得以大量保存，在汉代文人诗坛特别冷落的情况下放射出异常绚烂的光彩，从而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继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。 [15-16]
汉乐府民歌
汉乐府民歌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。其中有些诗揭露了官僚贵族的豪奢与残暴，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，展现了汉代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，传达出被压迫人民愤怒反抗的呼声；有些诗反映了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痛苦和灾难；有些诗反映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弃妇的痛苦哀怨；还有些诗反映了社会动乱给人们带来的不幸等等。在艺术上，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叙事的形式，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；语言朴实凝练，不事雕琢；句式上灵活多样，有四言、杂言，而其最大贡献是开创并完成了五言诗的形式，不仅影响到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，而且直接为建安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《宋书·乐志》和宋代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中；汉代文人诗主要保存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以及南朝梁萧统《文选》、南朝陈徐陵《玉台新咏》中。逯钦立辑有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·汉诗》。 [16]
楚歌
与汉乐府民歌比较，汉代文人写诗的很少。西汉文人诗主要有以刘邦《大风歌》为代表的楚歌，传统典雅的四言诗以韦孟《讽谏诗》等为代表。直到东汉时期，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，文人五言诗才开始出现。班固的《咏史》是第一首文人五言诗。 [17]其后文人五言诗如雨后春笋，如张衡的《同声歌》、秦嘉的《赠妇诗》、赵壹的《刺世疾邪诗》等。其中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，是无名氏的《古诗十九首》。《古诗十九首》的作者大都是些失意文人，诗中所抒发的大都是他们失志伤时、离愁别怨及人生无常的忧愤情绪，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，因此在民间广为流传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文人五言诗的典范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中称誉它为“五言之冠冕”，给予极高的评价。 [17]
散文
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。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，思想敏锐、直言时弊、文采飞扬。后期至东汉的散文虽有骈偶化发展的倾向，但能够保存汉初关注现实，指摘时弊的文风。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，是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 [14]《史记》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。它敢于批判、敢于歌颂的不虚美，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。从文学的角度看，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，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、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，使它成为中国传记文学的典范。如《项羽本纪》中的项羽，《李将军列传》中的飞将军李广，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中的蔺相如等。《史记》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，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，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。鲁迅用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两语热情地评价《史记》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。可以和《史记》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《汉书》。《汉书》记事详赡，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，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，来写入记史，显得拘泥和保守，成就稍逊于《史记》。 [18]
汉赋
汉朝文学的特点就是在当时有许多人写“赋”。汉赋的内容主要是歌功颂德，而且篇幅很长，现代人几乎没有人去看汉赋。写汉赋的高手有：司马相如，张衡，杖乘。 [18]
史书
《史记》：二十四史之首，是中国伟大的文学成就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记叙历史的著作。《史记》分为五部分，是：本纪、世家、列传、书、表。《史记》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，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，共3000多年的历史。全书包括十二本纪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、十表、八书，共一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。 [20]作者司马迁以其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史识，使《史记》成为中国第一部，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。《史记》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“正史”所传承。同时，《史记》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 [18]
《汉书》：《汉书》是东汉时期（公元25年～公元220年）最重要的历史著作，由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。《汉书》起自汉高祖刘邦，止于平帝、王莽，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，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 [20]。班固的父亲班彪，继《史记》之后，作《后传》六十五篇。班彪死，班固继承父业，完成《汉书》一百卷。班固死时，《汉书》的八表和《天文志》还没有完成，后来由班固妹班昭等人补写。《汉书》大体上沿袭《史记》的体例，只是把《史记》的世家并入列传，改书为志，共分纪、表、志、传四类。《汉书》十志的规模比《史记》的八书更宏大，其中《刑法》、《五行》、《地理》和《艺文》四志，是《史记》没有的。 [21]
建安文学
东汉末年，社会动荡不安。汉沛国谯（今亳州）人曹操组建青州兵，挟持汉献帝，统一北方，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。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，由于他们的提倡，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。在当时建都的邺城（故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），聚集了一大批文人。诗、赋、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。尤其是诗歌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，情词并茂，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们的思想情操。因发生在汉献帝建安时期，故后人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。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“三曹”和“七子”。核心是三曹。 [22]